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附近和农民谈话到周恩来视察邯郸地震，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下矿井、和农民一起过年，这一作风都得到了传承。”
树立权威
新一代领导集体刚刚执政第二年，即遭遇经济过热的苗头。此情此景，与第三代领导集体初掌权力时的中国现实相若。
1993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刚赴任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
经济过热使中央政令和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得以暴露。如何保持政令畅通，树立中央的权威，成为江泽民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政令不畅的严重程度还是令江泽民感到惊讶。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一起痛批地方保护主义，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一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当场揭穿谎言，“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一斤。”
江泽民下决心了。他要求各省报告1994年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对于此类问题，新一届政府依然不能回避。现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同样起因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尽管中央政府猛踩刹车，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在增加车速。2004年前5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不到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项目投资增长40%以上。
中央政府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一个标志便是铁本事件的发生。高层采取了“铁腕”手段，铁本公司的有关人员被拘留，8名官员更被严厉查处，其中包括常州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社论清楚地点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但这仅仅是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之一。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众多杂音显示，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面临着比江泽民时代更为复杂的政治局势。所以在这次“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十分谨慎地说，当前宏观调控的成效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存在反弹的可能性。
其实，“存在反弹可能性”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6月中旬，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提交的“审计清单”爆出国务院24个部门审计黑洞，涉及金额40。54亿元；国资委、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部门相继卷入审计风暴的漩涡中心。
